罗亦龙是一名专注旧物修缮的匠人，他在旧时光里与老物件、老建筑打交道，用耐心和技艺抚平岁月留下的裂痕，也在反复打磨中沉淀心性，修缮于他不仅是职业，更是一种人生修行：面对残损与陈旧，他不急于翻新，而是尊重历史、保留记忆，让旧物重焕生机，从手艺磨练到内心成长，他在慢工细活中修复的不只是器物，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其经历如同一份朴素简历，记录着一名修缮者如何在旧时光里完成自我塑造。
老街的尽头有一间不起眼的铺子，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，上面用隶书写着“拾遗”二字，铺子的主人叫罗亦龙,街坊都喊他龙师傅。
罗亦龙的手艺是修书，一本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《诗经》，到他手里，能补得平平整整；一册散了线的族谱，经他重新穿线、裱糊，又能翻开如初，他不善言辞，大多数时候只是坐在靠窗的木桌前，台灯亮着黄光，镊子、毛笔、糨糊、补纸一字排开,一坐就是一整天。
我认识罗亦龙，是因为外公留下的一本笔记，那本笔记跟随外公大半辈子，封面磨得发白，内页有雨水洇过的痕迹，还有几页被撕开，我跑了好几家店，都说修不了，后来有人告诉我：“去找罗亦龙吧，他能修。”
推开“拾遗”的门，风铃轻轻响了一声，罗亦龙抬起头，目光透过老花镜的上方看过来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用眼神示意我坐下，我把笔记递过去，他翻了翻，手指很轻,像触碰婴儿的皮肤。
“能修。”他说，“但要等。”
我问要等多久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两个月。”
两个月后，我再次走进“拾遗”，罗亦龙把笔记放在我面前，我几乎认不出来——封面还是那本旧封面，但裂口已经用极细的纸纤维补好，颜色几乎一致；散页重新齐整，连外公钢笔字晕开的痕迹都被小心保留，他没有把旧的东西变成新的,而是让旧的重新完整。
我说谢谢，他摆摆手,又低头去修另一本书。
后来我常去他店里坐坐，罗亦龙很少主动讲自己的事，但从街坊口中，我拼凑出他的人生，他年轻时在省图书馆工作，负责古籍整理，有一次，馆里收到一批民国时期的文献，其中一本《楚辞》破损严重，请来的修复师忙了半个月，把书修得几乎看不出痕迹，从那以后，罗亦龙迷上了这门手艺，他拜师学艺，后来又辞职开了这家店,一做就是二十多年。
老街要改造的消息传来时，不少店铺开始搬离，我担心地问他：“龙师傅，铺子怎么办？”
他正在给一册地方志压平，头也没抬：“该走的时候走，该修的书还是要修。”
那段日子，罗亦龙比往常更忙，他不再只接旧书修复的活，还主动帮街坊们修一些“特殊”的东西：王奶奶孙子的第一张奖状、李叔年轻时写给妻子的情书、张老师退休时学生送的纪念册,每一件他都修得认真。
我问他为什么突然做这些，他说：“老街要拆了，人散了，书修好了，记忆就不容易丢。”
最后一晚，罗亦龙在铺子里整理工具，我走进去，看见他正用一块蓝布把工具一件件包好，台灯还亮着，光照在空荡荡的书架上,有些落寞。
“龙师傅，以后还修书吗？”
他笑了笑，是那种很淡、很稳的笑：“只要有人把旧东西当回事，我就修。”
后来“拾遗”搬到了另一条巷子，门面更小，但罗亦龙依旧坐在窗边，台灯亮着黄光，偶尔有老街坊带着旧书旧物找过来，他还是那句话：“能修，但要等。”
我有时觉得，罗亦龙修的不只是书，他在时间的裂缝里穿针引线，把那些容易被人遗忘的碎片重新缝合，那些被虫蛀过的、被水浸过的、被岁月撕开的,都在他手里得到安放。
这个时代太快了，很多东西坏了就换、旧了就扔，可罗亦龙偏偏要慢下来，用一把镊子、一支毛笔，和流逝的时间较劲，他不富有，也没什么名气，但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了一个人对旧物、对记忆、对生活本身的尊重。
罗亦龙常说：“书和人一样，会老，会受伤，修一修，还能继续走。”
我想，他修好的每一本书,其实都是在修缮一段被人珍惜的时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