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过后，田埂仍有些湿滑，“我”跟随母亲走向西边田地，油菜花开得正盛，金黄一片，人走进去仿佛被金色吞没，母亲停在一块微微凹陷的地方，告诉“我”太爷爷就葬在这里，文字以简洁的田野景象和一句平静的指认，写出清明时节的祭扫场景，金色花海与凹陷坟地形成对照，春日生机与家族追念交织，情感克制而深沉。
我低头看，那里没有坟包，没有碑石，连一棵作为记号的树都没有，如果不是母亲指认，谁也不会知道这土里埋着一个人，母亲说，当年家里穷，买不起棺材，只用一领旧草席裹了，软埋下去，所谓软埋，就是不立坟、不树碑,让人直接还给泥土。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年年翻地，犁铧翻出几根骨头，你爷爷又悄悄埋回去，再后来，就什么也找不到了。”她说得平静,像说一粒种子怎样烂在地里。
我蹲下来，把手掌贴在湿土上，泥土微凉，带着草根腐烂和野花混合的气息，那一刻我忽然想，软埋或许不是残忍，而是一种极其缓慢的告别，没有碑文，便没有人来凭吊；没有人凭吊，悲伤也就没有形状，一个人不是突然消失，而是一点一点融化在土地里,成为土地本身。
可人真的能这样轻轻被放下吗？
这些年，村里的人越来越少，老屋去年塌了，椽木黑朽，石磨半截栽进泥里，父亲说，再过些年，这个村名恐怕也要从地图上抹去，我突然发觉，我们正在经历另一种软埋：方言不再有人会说，族谱在潮湿的柜子里烂成纸浆，村庄的名字、祖辈的绰号、田间地头讲过的故事，都像太爷爷的骨头一样，被时间一犁一犁翻过去,最终无迹可寻。
软埋最深的，或许不是身体,而是遗忘。
去年起，我带着录音笔回村，找还活着的老人说话，他们讲荒年里的树皮，讲深夜挖河时冻裂的手，讲谁家女儿嫁去山那边，讲村口的皂角树是哪年枯死的，声音颤抖，细节模糊，很多事已经说不清了，但我觉得，每录下一段,就像从土里刨出一点什么。
我没法为太爷爷立碑，可我把他的名字和故事写进了族谱的新页里，原来碑不一定非立在田里,也可以立在活人的心上。
今春我又经过那块凹地，油菜花比以往更高，风一吹，整片地像在呼吸，母亲说：“别看了，回去吧。”
我说：“再站一会儿。”
我知道，土里埋着太爷爷，也埋着许多没有名字的人，他们被软埋了，却没有真正消失，因为我站在这里，看见了他们，每一朵摇动的油菜花,都像他们从泥土深处伸出的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