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曾瑜在采访中回顾了自己数十年的宋史研究历程，他以严谨治学态度深入宋代文献，聚焦岳飞等历史人物，从抗金斗争与忠义精神中发掘“民族脊梁”的深刻内涵，采访展现了一位学者以史为鉴、坚守学术良知的追求，也揭示了宋代历史中忠诚、气节与担当精神的当代价值。
在中国当代宋史研究领域，王曾瑜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，他埋首故纸堆数十年，以扎实的考据功夫和鲜明的史识，重新擦亮了岳飞等历史人物的面容，也让宋高宗、秦桧等长期被模糊处理的政治人物,在史实的光照下显露出更真实的面目。
王曾瑜1939年生于上海，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，此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宋史研究，与许多只专注于某一窄小领域的学者不同，王曾瑜的学术视野相当开阔，从宋代兵制、阶级结构，到政治事件、历史人物，乃至社会生活史，他都有深入涉猎，他的《宋朝兵制初探》是研究宋代军事制度的重要著作，系统梳理了禁军、厢军、乡兵、蕃兵等武装力量的建置、指挥与后勤体系，填补了相关领域的诸多空白。《宋朝阶级结构》则从社会分层入手，细致考察了宋代各阶级、阶层的经济地位、法律身份与社会流动,展现了宋代社会复杂而立体的结构图景。
真正让王曾瑜为学界之外更多人所知的，是他在岳飞研究上的卓越贡献，岳飞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，但长期以来，关于岳飞的史料真伪混杂、民间传说与史实相互纠缠，王曾瑜以严谨的史料考辨为基础，撰写了《岳飞新传》《尽忠报国：岳飞新传》等著作，力图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岳飞，他详细考证了岳飞的生平事迹、军事思想、北伐战略及其与南宋朝廷的复杂关系，澄清了许多沿袭已久的误解，在他的笔下，岳飞不再只是一个被神化的符号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战略眼光、有性情也有局限的历史人物，这种“去神化”的努力，反而使岳飞的形象更加可敬——因为真实本身就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与岳飞研究密切相关的，是王曾瑜对宋高宗和秦桧的深入剖析，在《荒淫无道宋高宗》等著作中，他依据大量原始史料，论证了宋高宗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真正主谋，秦桧不过是执行者，王曾瑜指出，宋高宗出于对武将专权的猜忌、对徽钦二帝南归后自身皇位合法性的担忧，以及对南宋偏安格局的主动选择，决意与金朝议和，而岳飞坚持抗金、力图恢复中原的立场，直接威胁到了这一政治路线，岳飞之死并非简单的“奸臣陷害忠良”，而是一场由皇权主导的政治清洗，这一论断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，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,也深刻影响了大众对南宋初期政治史的理解。
王曾瑜的治学风格，可以用“求真”与“直言”来概括，他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空疏议论和影射附会，主张“论从史出”，每一结论都必须有扎实的史料支撑，他长年从事宋代史籍的校勘、辑佚和考订工作，对《宋史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等基本文献的熟悉程度，令人叹服，他又不满足于单纯的考据，而是始终带着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他推崇岳飞“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惜死”的精神，认为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振聋发聩的价值，他批判宋高宗的苟且、猜忌与自私，也意在揭示权力失去约束后可能导致的悲剧，这种将严谨学术与道德判断相结合的治史路径，使他的著作既有学术深度,又有感染人心的力量。
王曾瑜的学术人生，诠释了何为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，在浮躁之风时常侵扰学术界的今天，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宋史研究，不畏成说，不避争议，以史料为根基，以良知为尺度，在宋代历史的罅隙中寻找那些被湮没的真相与脊梁，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具体的历史结论，更在于示范了一种史家的风骨：既要有考据的冷峻，也要有判断的勇气；既要尊重历史的复杂性,也要守护基本的是非善恶。
正因如此，当我们今天谈论岳飞，谈论南宋初年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时，王曾瑜是一座必须经过的桥梁，他让我们看到，严谨的学术研究不仅能够还原过去，也能够照见现实,更能够唤醒一个民族精神深处不应遗忘的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