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当·斯密在自利与同情之间揭示了人性的双重面向，他认为，人既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天然倾向，也有设身处地感受他人苦乐的同情能力，自利是经济活动的动力，推动分工、交换与财富增长；同情则通过“公正旁观者”形成道德约束，维系社会合作，二者并非对立：自利须在同情所确立的规则内运行，市场交换也依赖信任与互惠，斯密由此沟通了经济学与伦理学，表明良序社会既要尊重个人正当利益，也离不开同情心培育的公共德性。
一提到斯密，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“看不见的手”，以及那句“我们期望的晚餐，并非出于屠户、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，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”，于是斯密被塑造成自由市场的旗手，甚至被简化为“人都是自私的”代名词,这恰恰是对斯密最大的误读。
斯密首先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，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《道德情操论》开篇写道：“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，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，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，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。”这种本性，同情”，斯密所说的同情，不是简单的怜悯，而是人能够在想象中与他人的处境产生共感，从而理解他人的痛苦与欢乐，这种共感,构成社会道德的基石。
何以在《国富论》中，斯密又大谈自利？斯密从未将自利等同于道德上的自私，在市场中，面包师和屠户提供食物，不是因为他们爱你，而是因为通过满足你的需要，他们才能获得自己的收入，这是一种制度安排：让普通人的日常需求不必依赖他人的仁慈，而可以通过交换得到满足，自利在市场中不是罪恶，而是一种可被引导的力量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斯密说个人“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，去促进一个并非本意的目的”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可以脱离道德，斯密同时警惕商人的垄断冲动，批评同行人很少聚会，即使为了娱乐，谈话也往往以对付公众或抬高价格的计谋结束，他认为，一个社会要繁荣，必须建立在正义、诚信和法治之上，没有公正旁观者内心的约束，没有社会对是非的判断,市场就可能退化为掠夺。
斯密的思想是一个整体：市场解决的是如何让自利在规则下创造财富，而道德解决的是人如何成为值得被信任、能够共情的存在，两者并不矛盾，反而互为条件，一个只讲利益、不讲诚信的市场，终将因交易成本高昂而萎缩；一个只讲道德、否认利益的体系，也可能压抑活力、陷入贫困。
今天重读斯密，意义正在于此，我们既不必把市场神化，也不必把自利妖魔化，真正成熟的社会，既需要让看不见的手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，也需要看得见的制度与美德来守护公平和信任，斯密留给我们的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“经济人”模型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既追求自身幸福又能够为他人命运所动的完整的人。
或许，这才是斯密真正的遗产：在自利与同情之间，找到一种既不虚伪、也不冷酷的秩序。